近来读《传习录》，感觉王阳明早已突破儒学，更近哲学，是在辩证情与理、感到与想到、物质与意识，即便当时儒家思想早已融汇百家，知行合一还是很超纲、非主流。王阳明求生欲很强，和秦汉后的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没捅破儒学窗户纸，依傍心学这个旧瓶装新酒，他完全可以说“世界即自我”，但他没有，说自己是在研究“格物致知”，继承发扬陆九渊的“心即理也”。
随后想到了两个半遂宁人，分别是射洪人陈子昂、蓬溪人席书、安居女婿杨慎，他们一个与王阳明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个力挺王阳明、一个反对王阳明，一个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心学，一个鼓吹心学，一个批判心学，但他们都用各自的方式践行知行合一。他们的生平事迹很容易查找，本文不再赘述，散打为主，谈一些偏狭的个人主观感觉，学术上不妥之处，敬请包涵。
一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
陈子昂出生富裕家庭，少年时乐善好施、慷慨任侠、尚武好剑，像不像王阳明同款？后来因砍人（击剑伤人），洗心革面，发奋读书，金榜题名。刚考上进士，老板没了，唐高宗驾崩，武则天想让高宗归葬乾陵，陈子昂上《谏灵驾入京书》进行劝阻，武则天虽然没采纳，但对他颇为赏识，召见并授予官职，从此开启了陈子昂踌躇满志、功业难酬的职场生涯。
研究历史和研究文化的，关于陈子昂争议不少。比如，有观点认为他是武周铁杆，不忠于李唐皇室，武则天改国号称帝，陈子昂接连写下《上大周受命颂表》《大周受命颂四章》，“建大周之统历，革旧唐之遗号，在宥天下，咸与惟新”等语，政治立场有问题。有观点认为他虽然为武则天效力，但是心向李唐，和狄仁杰差不多，特别是他遭陷冤死的原因至今成迷，一些史料记载是县令贪图他家财富，一些史料记载是武三思授意县令加害，作为武则天赏识的人，不太可能被县令图财弄死，“如非有反抗武氏之计划，即必有诛讨武氏之文字”。有观点认为，他有一定才华，谏疏被《资治通鉴》引用达6处，但一生未受重用，以武则天的用人水平，可见陈子昂能力一般。有观点认为他是诗文革新的旗手，是杰出的理论家，但不是一流诗人，《登幽州台歌》究竟是不是陈子昂所作，近年来引发了学术界热议，如果没有这一首千古经典，陈子昂在神仙打架的唐代并不出彩。
人性是复杂的，我们看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简单贴标签，非黑即白，非忠即奸，就算一个人身上贴了很多标签，通过这些标签也未必能全面了解他，因为有的标签可能完全相反，想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可以从他在不同历史事件的表现，与他的性格特点、一贯观点建立关联，从他的“行”揣摩他的“知”，去尝试了解他，而不是简单评价他，这一了解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你对他的评价，只不过更丰满复杂一些。比如，军纪严明和行贿美女都是戚继光身上的标签，他不光向张居正送美女，还送海狗鞭，这是为了朝中有人好办事，并不影响戚继光的伟大。陈子昂和王阳明有一些共同点，少年时代相仿，都喜欢直谏，都有不短的军旅生涯，我们不妨在千年之后，尝试用心学去观照陈子昂的内心世界。
陈子昂生活的时代，儒家主流思想正处于“集汉晋释老之大成”之前的学习吸收阶段，宋朝的道学家们还没出世，应该说读书人的三观还比较简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踏上仕途之前，其父教诲他：贤圣相逢，天下大治。贤就是贤臣，圣就是圣君，“贤圣相逢”这四个字对陈子昂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很快被武则天的能力和人格魅力所折服，并且武则天赏识他，那个时候儒家的忠君标准还是孔子时代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武则天就是他的圣君，他要努力当一个贤臣，为的是天下大治。再说，刚进公司，老板就换了，怪我咯？让武后上位的还不是前老板和公司大佬们，关我什么事，难道要让我辞职不干了？所以即使以当时的儒家道德标准衡量，陈子昂的政治立场也没毛病，他步入仕途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人生抱负，不是图升官发财的人，他家不差钱，他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政治立场端正得很，为哪个老板效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板值不值得效力。
事实上武则天是值得他效力的，除了天花板级别的能力，还很重视寒门人才。唐代起于关陇集团，李唐皇室和关陇集团一起对付门阀世家，连唐太宗李世民想和门阀世家联姻，人家都是明拒还不是婉拒。到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这一辈的时候，关陇集团的权势已经严重威胁到皇权，既要继续打压门阀世家，又要拔除关陇集团，只能重用科举人才，慢慢迭代改变朝廷人事格局，隋朝创建的科举制，实际上是在这两人手上才开始推广。武则天对陈子昂、骆宾王等寒门才子赏识笼络，是基于政治需要，但当时的历史背景又决定了，寒门才子即使科举上岸，也不可能混成高官，高官都是生出来的，不是考出来或者升上来的，与陈子昂同时代的初唐四杰中，科举上岸有两人，王勃和杨炯，这两人出身比陈子昂高贵，官职大家半斤八两，但陈子昂隔三差五被老板叫去谈心，明显混得好点。因此陈子昂虽然没有担任过显赫官职，没有担任过实权地方官，但在那个时代，这不足以作为评价才能的标准。武则天对陈子昂是真赏识，不仅仅是笼络，多次召见这个小官商议政事，当面没说清楚的，回头陈子昂就写个报告递上去，这也是《资治通鉴》引用多的原因，报告写得多，档案留存多，加上确实也写得好。后来陈子昂因受“逆党”牵连下狱，被武则天赦免，官复原职，这个老板对他已经很好了。
陈子昂只是一个参谋幕僚性质的小弟，他能怎么样呢？老板没让我去干销售，尽让我写材料，你不能拿KPI来考核我吧？他在参谋幕僚的位置上很用心，干得很好，起码得到了《资治通鉴》的权威认证。他的建言献策涉及军事、外交、民生、刑狱、赋役等多个方面，对武则天也并非只会上表拍马屁，报告里刺耳的话不少，还经常写诗嘲讽。现在有学者认为，陈子昂对武则天的忠诚贯穿他一生，但在当时，对武则天政治措施提出最激烈批评的也是陈子昂。他是非常称职甚至超值的幕僚、谏官，不单是军国大事，还很有为民情怀，他拍马屁之外的政治主张基本做到了知善知恶、为善去恶，并且直抒己见，王夫之对他的评价“非但文士之选也，以为大臣可矣”是很公允的。
但是不少学者认为，陈子昂因为“言多切直”，武则天采纳不多，没有受重用。在下则有不同看法。那个时代，寒门想升官是没可能了，建议采纳不多也未必就是不受重用，如果回回“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武则天还经常叫你去一席话，有这么闲吗？你又不是郭德纲，还能图一乐，你还总说我这不好那不好。起码证明陈子昂的见解是有价值的，没采纳，不代表不重视。而且在下一直认为，有一条暗线隐藏在历史的洪流下，武则天称帝之初，想扶持“武二代”接班人，而陈子昂是她培养的“武二代”班底。我不用你，让我的接班人用你，这样的人才培养方式历史上很多见，陈子昂无论从能力、年龄，还是职位低微，公司大佬没人针对他，以及没有门阀世家七大姑八大姨的牵扯，都是作为下一代中坚力量培养的上佳之选。武则天和陈子昂商议的过程，其实也是陈子昂提高站位的学习过程，类似于今天大领导听小陈提出很多愤青建议，完了亲切地和小陈握手，小伙子很有想法，但是操作起来还需要怎样怎样，只要小陈悟性高，没过几年就能穿上行政夹克，走在人群正中间。以武则天的水平，这样猜测很合理，王夫之能识见的不可能武则天看不见，只可惜随着时间推移，武则天也认命了，“武二代”不是“武二”，个个像“武大”一样窝囊，她最终还是决定还位李唐。这也给陈子昂的命运划上了句号，同一年，陈子昂以父老，请求回家，武则天同意了，并给予优待，以官供养。两年后，日渐年迈的武则天连上朝都成问题，哪里还记得起当年经常被自己召见的有为青年，远在家乡守父丧，最后冤死狱中。对于陈子昂的死因，在下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弃子，他已经变成韭菜了，还是家财万贯的韭菜，弄不弄死他，怎么个收割法，只是技术性问题。
时间拨回到五年前，陈子昂三十七岁，刚从牢里被武则天放出来，史载“子昂多病，居职不乐”，他报告中说的是感谢老大把我捞出来，诚惶诚恐，“臣请束身塞上，奋命贼庭，效一卒之力，答再生之施”。反正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陈子昂觉得自己不快乐，想出去散散心，再去出征爽一把。陈子昂上一次随军出征凯旋而归，武则天可能觉得他自带光环，就派他到侄子武攸宜的军中当参谋兼锦鲤，北征契丹。这样的好老板哪里找？你说想出去爽就让你去爽，还亲自任命给“武二代”当参谋，就差没明说，这货可能就是你的下一任老板，至少也是个大股东，好好伺候着，以后有你的好处。结果武攸宜在拉跨的“武二代”中都属于比较智障的，陈子昂更不快乐了，他应该能体会到武则天的明示暗示，但沙场阵前，“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又要知行合一了，多次直言急谏，武攸宜不采纳，最后毛了，干脆请求率领万人为前驱，武攸宜也毛了，把他贬为军曹。苦闷的陈子昂登上蓟北楼，泫然流涕，破空吟唱出那一首千古绝唱。那一年，陈子昂三十九岁。不得不说陈子昂没了参谋之职，吉祥物的功能还在，这场从头输到尾的战役最后神奇的打赢了，他也是唐代军曹代言人，现在百度一下唐代军曹，出来的全是陈子昂。
在下坚信《登幽州台歌》是陈子昂所作，只不过是有感而发、即兴而歌，杂言诗也不是当时流行爆款，不合谱不押韵，教坊也没法传唱推广，所以陈子昂没把它当成一首作品，甚至连名字都没取，而是给好友卢藏用去信的时候说了。卢藏用或许没有认识到这首诗的价值，或许因为主题过于敏感，没拿去投稿，只是记在了自己所写的《陈子昂别传》中。陈子昂诗文谏书中妄议老板的多了，他不在乎，因为他知道武则天不在乎，至少武则天不在乎他发瘪言，但别人在乎，卢藏用就没敢公开发表。在下认为，这首千古经典并不是在埋怨武则天没有重用自己，一般解读为怀才不遇、渴求明主，或许有这意思，但不是主要的，古代文人都有“楼”情结，他只是正好在象征求贤的蓟北楼上歌，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他随便找个小土坡歌呢？“贤圣相逢”早已让陈子昂认定武则天是圣君，而且是历史上难得的圣君，武则天也给了陈子昂舞台，虽然不大，陈子昂也一直在武则天给的舞台上施展，他对武则天的态度是知遇之恩大于怀才不遇。只是自己的远大抱负和实际所发挥的作用，落差太大，这不是圣君能决定的，也不是自己努力能够改变的，陈子昂控诉的是他那个时代，在时代面前，只有绝望，而且他往前看往后看，看到的还是绝望。那一刻的陈子昂，认知横跨了几千年，对整个封建帝王时代的制度和人性充满绝望。张巡、南霁云和雎阳满城军民，岳武穆，最后的戚家军，卢象升等等，都经历了这种绝望，李定国被郑成功忽悠和孙可望叛变，绝望了两次，孙承宗于绝望中从容赴死。
二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
光比谁官大的话，席书在整个蓬溪历史上排名前二，另一个是张鹏翮，两人难分伯仲，我个人觉得席书当排第一，因为他是走钢丝，在皇帝和文官集团、宦官集团之间极限拉扯，相较之下张鹏翮仕途平顺得多。
一些学者认为，“大礼议”事件是席书的人生高光时刻。嘉靖利用“大礼议”清除旧臣，确立了与席书和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等“大礼新贵”的政治互信，是朱棣造反以来最彻底的一次君臣更迭，是嘉靖、隆庆、万历改革的起点。一些学者认为，“大礼议”事件是席书的人生污点。他背刺北京文官集团，和南京冷宫班子站队嘉靖，然后青云直上，属于政治投机。一些学者认为，《明史》中对席书的评价“书遇事敢为，性颇偏愎”“率恣行私意，为时论所斥”，太客气了，其他几位“大礼新贵”身上都有“奸”的标签，连方献夫也有“外饰谨厚，内实凶奸”的评价，很明显席书的负面评价不够。
以上观点我都不赞同。就从支持王阳明这一件事情上，就能看出席书不是搞政治投机的人。贵州提学副使席书遇到龙场驿站驿丞王阳明，一个是副省长，穿行政夹克，一个从中央机关司长贬为偏远山区邮政所所长，穿当地少数民族赞助的蓑衣。如果席书是投机型政客，他此时应该狂踩王阳明，毕竟王阳明得罪的是刘瑾。当时确实有贵州的地方官这么干过，专门派人去龙场羞辱王阳明，连少数民族同胞都看不过去了，把来人揍了，席书的前任贵州提学副使毛科，是王阳明同乡，写信劝王阳明，你现在就是个人见人欺的经验宝宝，挨打要立正，姿势要端正，让他去赔礼道歉，王阳明回信怼之。但席书没有向刘瑾献媚，而是以师生之礼请王阳明讲学，为他站台，后来还联合贵州地方官员联名保举王阳明，让王阳明重返仕途。事实上站队嘉靖并没有让席书入阁，自古以来出将入相的人众多，但就凭这一件事，没有入阁的席书也名垂青史，名气盖过很多位极人臣的政治家。
席书可不知道王阳明日后会被遵为圣人，他力挺王阳明的想法很简单，因为王阳明解了他的“惑”。现存记载，席问“朱陆异同”，王答“知行合一”，在下猜测席书向王阳明请教的问题，不可能只有一个。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主管一省教育的席书，让一个罪臣公开讲非主流思想，让全省最好的尖子生学习科举考试大纲之外的东西，光凭一句话？这又不是老和尚拿根棍子敲小和尚，你悟没悟？没悟再来一棍子。这需要用新质思想力深入改造主观世界。席书担任了京官、地方官，干过知县、造船、教育等工作，多地多岗位锻炼，王阳明出身官宦世家，他们相处那么长时间就问一句话？他们有大量时间探讨席书在实践中的困惑，不可能只谈儒学最新理论创新成果而不谈经世致用，恰恰是没有被记载的解惑，让席书力挺王阳明，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内心。
席书本来就是内心强大的人，不然也不会“遇事敢为，性颇偏愎”，说难听点就是刚愎自用，他一旦认可了王阳明和心学，根本不在意会不会得罪刘瑾，再看席书在其他历史事件的行为，基本上是有知必行、有所必为。在席书看来，“大礼议”很简单，文官集团不让嘉靖认他爸是爸，这很反人类。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著名的二百多号官员集体上访事件，张璁、桂萼力主严惩，以后还不断利用翻旧案来对付政敌，而席书主张宽待。“大礼议”之后，当时的文官集团包括内阁大臣费宏、贾泳等人不喜欢席书，席书也不看不上他们，嘉靖三年大同之乱，席书向嘉靖表达朝中大臣无用，阁臣也不行，极力推荐王阳明、杨一清入阁，嘉靖不爽，重用你就是让你提建议的，不是让你说别人不行的。嘉靖四年，证明了我爸是我爸的嘉靖想更进一步，把他爸搬进太庙，面对嘉靖期待的小眼神，席书和张璁都强烈反对，嘉靖非常不爽。“大礼议”大规模闹了两次，第一次嘉靖元年，很多人问王阳明的意见，“竟不答”，唯独对席书草草答了，大意是，虽然赞同席书的观点，但典礼已成，再兴此说徒益纷争，不若与人私下讲明，待信从者众，再作定夺，就是“和稀泥”的意思。第二次嘉靖三年，王阳明守父丧，还未起复，对“大礼议”仍然抱着置身事外的态度，“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认为讲学论道，方足以明礼，对这场闹剧本身就很不屑，更不要说站队了。
从这些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席书和张璁、桂萼等人不是政治同盟，他推荐入阁的杨一清和这两人斗了一辈子，他和朝中大臣不对付，和宦官也不对付，对嘉靖并非一味顺从，甚至和王阳明，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做到了心学主张的“独立道中”“自作主宰”。“大礼议”的席书，有政治投机行为，但不是主要，占上风的是“致良知”，王阳明可以旁观，他不能，因为王阳明那个时候没实职，而他是高级干部，在其位要谋其政，此时的席书比王阳明更“知行合一”。宁王叛乱的时候，王阳明到处“摇人”，朝廷没人鸟他，在福建任职的席书凑了点人马赶去，中途得到带水军的消息，又回福建带“海沧打手”，再去的途中王阳明已经搞定了，朝廷没表态他就敢带兵去，这是大罪，但兵祸最终受苦的是百姓，早日平乱的“良知”又占了上风，不惧不避，不怕担责。任工部都水司主事的时候，席书管造船，还编了本《漕船志》，成为研究明代漕运的重要史料，这不是分内事，他觉得他该做，就做了。在皇权与文官集团冲突的时候，在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冲突的时候，在文官集团内部派系倾轧的时候，在下一直认为席书不是在站队，他没有选择任何一方，而是选择了第三个选项，做自己。
三
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传习录》
杨慎有傲的本钱。他爸杨廷和是内阁首辅，位极人臣。他是过目不忘的神童，天资聪颖型的陈子昂考了两次，王阳明有状元基因加持但态度不端正考了三次，勤奋型的席书一次上岸，而杨慎被称为考了两次状元，第一次会试第一，火灾把卷子烧了，没参加成殿试，第二次还是第一，殿试状元。
但他的前半生，傲得一言难尽，以摸老板逆鳞为人生乐趣。他的第一个老板是明武宗，明朝皇帝出奇葩，明武宗是奇葩中的战斗葩，但他真的有军事才能，比他祖上“土木堡战神”能打多了，要是陈子昂在他军中参谋，或者是谦哥辅助他，绝对能超神。而杨慎第一次摸逆鳞，就是上奏批评明武宗不务正业，喜欢出巡，出巡还跑去打仗，老板没鸟他，杨慎称病告假，不干了。这个批评显然没说到点子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喜欢下基层的领导是好领导，明武宗毛病那么多，你偏偏选一个优点来批评。嘉靖即位，为了感谢杨廷和拥立之功，把杨慎请回来给自己当老师。按惯例，这是往内阁大臣定向培养，小陈没穿成的行政夹克，小杨已经穿身上了。但杨慎很头铁，不给嘉靖面子，讲课的时候，什么不爱听偏讲什么。嘉靖是弄权的天才，别看只有十五岁，水准和五十岁的武则天相当，杨慎每次都疯狂输出，老板要仁义、老板要近贤臣远小人，他不光讲，他还举例，说老板今天这个事情你没处理对，关键嘉靖除了权术就只剩修仙一个特长了，能力肚量可没法和武则天比，惹得嘉靖经常课上到一半就找借口跑了，从嘉靖对杨慎与武则天对陈子昂的态度，我们也能琢磨出什么叫重用什么叫记仇。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就彻底改变了杨慎的人生。他爸是第一次“大礼议”乙方代表，但杨廷和努力调和矛盾，让两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探索新的权力分配机制，后来杨廷和见这个老板不好对付，要出大事，果断请辞跑路，走之前语重心长教育儿子：万事深谋远虑，处处小心谨慎。杨慎没听，成了第二次“大礼议”主角，根据史料记载，参加此次集体上访的官员共计二百二十余人，其中六部尚书五人（相当于现在的部长，当时总共就六个部长，去了五个），都察院都御史二人（相当于现在的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正部级，就两人，都去了），六部侍郎三人（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另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三十人，翰林院、詹事府等十余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一百余人。杨慎当时的官职在其中本来排不上号，但他属于组织煽动的主犯之一，并且在关键时刻喊出了明史上最为响亮的一句口号，“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于是就主动扛下了所有。嘉靖把上访的集体廷杖，除了年纪太大的，官太高的，体质太差一打就死的，剩下一百四十余人全部脱了裤子打屁股，还是有十六个被打死了。七个主犯必须要触及灵魂，十天之后又被打了一回，杨慎“几近毙命”，幸好年轻，活过来了。嘉靖再把他流放云南边防哨所充军，终身不得赦免。此后有官员上奏请求赦免杨慎，有的降职罚薪，有的廷杖，有的直接贬为平民。嘉靖六次大赦天下，都没有杨慎，还经常问大臣，杨慎怎么样了，文官们有心保护他，都说挺惨的，活着比死了还难受，嘉靖就高兴了。按照明律，到了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嘉靖装糊涂，大臣也无人敢提。杨慎年迈的时候，云南土皇帝沐王爷暗地里把他弄到四川泸州“保外就医”，连家都不敢回，五年后被检举揭发，又被押回流放地，没过多久就病逝。
挨了两次廷杖，被板车拖着强行离京，那一年，杨慎三十七岁。一路逃避仇家追杀，勉强骑马，到达云南永昌戍所，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好不容易才挺过来，此时的杨慎比陈子昂还苦闷，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二十年前王阳明贬在隔壁贵州，邮政所长没级没品，好歹还保留了体制内身份，而他是流放充军，他心里清楚，只要嘉靖在位，他没可能重回朝堂，而嘉靖比他小得多，正常情况下只有嘉靖熬死他，他熬不到下一任老板。王阳明当时的条件比他还差，没房没粮，住山洞、借种子，还时不时有人来踩一脚，杨慎得到了当地官员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尊重保护，边防哨所也能保障基本的生活条件，他已经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了。如果杨慎选择服软，他应该三天两头上悔过书，天天读世宗宝训写心得体会交上去，说不定嘉靖会放他一马。事实上嘉靖在乎的只有权力，谁在他心目中都只是工具人，你愿意服软听话，时不时深刻剖析检讨再赞颂皇恩浩荡，当反面典型工具人，很可能会让你好过点甚至重新起用。但是杨慎没有，他继续选择了骄傲和尊严。如果杨慎的人生到流放为止，充其量只是历史上一个刺头型官员，正是流放三十余年的后半生，成就了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前半生的杨慎只有傲气，后半生的杨慎有傲骨，著作等身，名震中外。
从消沉中走出来的杨慎，开始研究学术，写书，讲学授课，劝地方官重视教育，为云南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甚至还认真履行边防哨所的职责，嘉靖五年，边境土司作乱，率领步兵一百多人前往协助平叛。流放半生，杨慎成为以博学闻名的大家，不只诗词文章，学术上也影响深远。杨慎的主要学术主张是考据，对理学和心学都进行了批判，力图恢复汉学，直接影响了整个清代的学术发展方向。他认为儒学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汉代以后流行所谓理学、心学，尽管名称不一，形式有异，其实都是只知阔论高谈、虚饰文词、只说不行、空洞无用之物，“以求所谓禅悟”，根本背离了儒学的基本精神，“学而无实”“学而无用”。对王阳明心学，他的批判一针见血，以儒为表、以佛为里，证性见心、驱儒归禅，背叛了儒家的经义。他甚至批判王阳明是“霸儒”“儒枭”，建立自己的学术权威，把好经念歪，把读书人带偏了。而他主张的是以文本校勘的方法探求经文原貌与本义，不要去听什么专家解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读原文、学原著、悟原理，无疑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云南永昌戍所的日常某天，杨慎读到了卢藏用写的《陈子昂别传》，陈子昂是夫人老乡，杨慎虽然过目不忘，读得还是很用心，看到记载陈子昂泫然流涕而歌的那一段，灵魂出窍，震撼不已。八百年后，终于有人认识到这首诗的价值，在蓟北楼横跨千年的陈子昂，有没有感受到来自未来的另一个同样孤独高傲的灵魂？但此时的杨慎是肯定能感同身受，请求领兵当先锋的陈子昂，像不像带头上访的自己？陈子昂的绝望，像不像自己不得不接受终身流放的现实？但他并没有过于激动，只是写下文学评语，然后加入自己的著作中，于是唐宋元三代文集都没有记载的这首千古绝唱终于有了名字，以一首诗的身份得以选入诗集，选入现在的教科书，而不再只是《陈子昂别传》中的一句话。此时的杨慎，早已从绝望中学会从容，用知行合一在流放之地找到了人生意义，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有必要赞美一下杨慎的夫人。黄峨，遂宁安居人，蜀中四大才女之一，作品得到过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肯定。其他三个才女都比较花边，而黄峨，用一生等一人。豆蔻年华初见杨慎就一眼万年，但杨慎此时有妻室，黄峨硬是拒绝了无数前来求婚的显贵子弟，等到了杨慎妻子去世，以二十岁“高龄”嫁给杨慎，成为轰动一时的“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婚后黄峨在四川新都和京城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好景不长，杨慎被流放，劝黄峨回到新都。杨廷和生病时，杨慎被批准回家探望，当杨廷和痊愈后，黄峨便坚持随同杨慎去到云南，虽然条件艰苦，但这是黄峨人生中最美好的第二段时光，也是最后一段，只有三年。嘉靖七年，重定“大礼议”诸臣之罪，杨廷和被定为罪魁，削职为民，一年后杨廷和去世。奔丧回家的二人无可奈何，黄峨只能留在新都料理家事，此后夫妻再无长相厮守，只有探望时的短暂相聚。杨慎去世后，已年逾花甲的黄峨坚持前往云南奔丧，在泸州遇到灵柩，迎回新都后，家人想厚葬，黄峨极力主张薄葬，果然嘉靖派人来查验，杨家才逃过一劫。八年后，明穆宗即位，恢复了杨廷和、杨慎的官职名誉，她帮他等到了。又过了两年，再无牵挂的黄峨辞世，实现了与丈夫“生同心、死同穴”的誓愿。
四
人须在事上磨。——《传习录》
心学如果没有知行合一，早就过气了，同时代的杨慎已经进行了批判。前面几位虽然身处不同时代，都在有意识或者下意识地追求知行合一，既有遇事要行动的担当，又有在行动中贯彻自己认知的觉悟，从不考虑迎合老板、讨好同僚。当然“会来事”也属于认知，就看哪种认知占上风了，这就是心学的核心主张“致良知”。不是所有的想法和行动相统一都配叫知行合一，你想揍甲方就揍了，也叫知行合一？那叫打人犯法。思想也是在矛盾中发展进步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脑子里有几个小人人在打架”，我们要努力让思想变得更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我们努力选择和平，在躺平与奋斗之间，我们努力选择奋斗，这就叫“良知”。而要想思想进步，光靠思想斗争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须在事上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就叫“致”。只有“致良知”，才配叫知行合一。我们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站在更宽广的视野，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再来看看他们“在事上磨”的不易和人格的伟大。
初唐正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中间，一个胜利刚过去、另一个胜利还没到来，既有一派欣欣向荣，也有陆续打破各行各业旧体制机制的艰难过程，诗文创作当然也不破不立，迫切需要打破魏晋玄学像天书和南朝浮艳没骨气。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仍然有益，可以说不比王阳明对思想界的影响逊色，但这是历史的必然性，没有陈子昂也会出现李子昂、张子昂。他的主张是职场生涯磨出来的，源于苦闷而高于苦闷，这也让他远比王勃、杨炯等人一边写骈文一边倡导诗文革新要彻底。在下认为陈子昂之所以地位超然，不只因为他的主张，和他同样主张的有一个群体，不只他一个，更主要是因为他知行合一，革命最坚决，即便是奏议也朴实畅达，开风气之先，连拍老板马屁都不是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而是论事为主。
明代中后期，儒学融汇百家已经到极致，旧瓶装新酒已经快把瓶子撑破了，文人士大夫阶级终于精神分裂。伟光正的一面，让他们不畏皇权，发展出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内阁制度，但到极致就是反过来想驯服皇帝，比如杨廷和在迎接嘉靖即位前后一直想操控新帝，各种下马威。假大空的一面，让他们求全责备，还大义凛然，以圣人自居，以廷杖为荣，不去处理具体事务，光练嘴皮子，事物总有两面性，发挥空间很大，于是争论不休，还争得盛况空前。皇上今天上朝先迈左脚，那不对，有左的倾向，得上书；皇上今天上朝先迈右脚，也不对，有右的倾向，得上书；皇上今天上朝双脚跳，皇上疯了吗？得上书；皇上不上朝了，更得上书。比如明武宗的应州大捷，被黑出天际。腹黑的一面，让他们表里不一，做的事情和喊的口号完全相反，贪污受贿，结党营私，言官污蔑，风闻奏事，朝廷一片乌烟瘴气，处理政务还不如魏忠贤。不少学者就认为，朝中大臣包括阁臣集体收了宁王贿赂，包括杨廷和。高尚的一面，让他们近于完人，有不怕迫害挺直脊梁的，比如杨涟；有危机关头力挽狂澜的，比如谦哥。文人士大夫阶级精神分裂的最极端个案就是海瑞，各种症状集于一身，经济建设干啥啥不行，杀妻杀女清廉第一名。明代的奇葩皇帝多，其实有些是被神经病的大臣逼成神经病的，有些是被神经病的大臣写成神经病的。
席书、杨慎就在这一群神经病中快乐成长，对他们这样思想层次的人来说，磨得如同炼狱。席书经历大量磨练之后，选择成为务实型官员中的一员，这种款式名声好点是张居正，名声不好就是严嵩，毁誉参半是大多数，做得多错得多，历来如此，但是在任何时代这样的官员都不少，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总要有人负重前行。而席书干了“大礼议”和支持王阳明两件事，在务实型官员中脱颖而出，被历史记住，也让我们得以有机会一窥他的内心。杨慎更复杂一些，前半生是精神分裂的一员。明武宗打了胜仗，满朝文官拼命黑，杨慎就炮轰领导喜欢下基层甚至义愤辞职，宁王造反文官们屁都不放一个，还收钱了，不让皇帝认老爸就“仗节死义”，态度可甜可咸，转变难以捉摸。没有杨慎也会有其他文官带头，主犯一共有七个呢，这是历史必然。礼法之争是杨廷和等人为了权力斗争忽悠人的说辞，搞出“爹”和“本生爹”这样的理论创新，在今天看来纯属荒唐闹剧，但杨慎真信了。他不是为了获取权力，他的官职只属于一百余人中的“余”、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等人中的“等”，凑数的，犯不着，他是真的相信自己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喊出了明史第一口号，从主犯变成主角。后半生经历了流放磨练，看到普通老百姓的艰难生活，理解了陈子昂诗文要批判现实，杨慎不再喊口号，想方设法帮助当地老百姓，专注于创作和研究。前后半生虽然都是行动坚决贯彻思想，但无疑后半生才是“致良知”。有明一代的文化人选择杨慎，与汉之司马相如、唐之李白、宋之苏东坡比肩，历史必然要选择一个人作为明代代表，而杨慎的后半生配得上。恰好这四位都是四川人，文宗自古出西蜀。
今天，我们看待历史人物，可以调侃，但不能随意否定，更不能空议。遂宁别称“斗城”，历来出敢于直谏的廉吏、勇于不平的百姓，“斗”不仅是斗争，还是奋斗。在几千年都比较黑暗的历史上，这两个半遂宁人犹如矗立在家乡头顶上的北斗，让我们敬仰和感动，他们是所有遂宁人的骄傲。杨慎还跨越时空与陈子昂建立联系，让陈子昂的那颗星不再孤单，除了他们，还有像黄峨等许许多多星光点点。新时代，逢盛世，我们中间又有没有人愿意努力成为星光呢，当后世子孙仰望星空的时候，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觉得冷清，而是感受到这个时代传递的温暖和力量。（作者/蒲文林：四川省蓬溪县科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