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仕猛
李时珍是否任过太医院院判？他什么时候进入太医院，又是何时离开太医院？由于什么原因离开太医院？对这些问题，医史学界、地方文史界一直争议很大。笔者试在前人论述基础上，再作一番探索和考辨。
一、李时珍是否任过太医院判？
太医院是大明帝国最高等级医疗机构，行政长官为院使，正五品，副长官为院判，职数两人，正六品。[1]院判是仅次于院使的高级医官。最早记述李时珍曾任太医院判的，大致是蕲春先贤、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学者顾景星（1621—1687）。他写了一篇《李时珍传》，该《传》有两个版本，一是他早期撰写的，被康熙三年（1664）本《蕲州志》卷十《艺文志》收录（下称“《李时珍传》初稿”）；一是他后来修改过的，在他去世之后、其子顾昌等人搜集整理，收入康熙四十三年（1704）刊刻的《白茅堂集》卷三八（下称《白茅堂集·李时珍传》或“《李时珍传》定稿”）。两个版本字句有点差异，如，前者说“楚王……荐于朝，授太医院院判，数岁告归”，后者说“楚王……荐于朝，授太医院判，一岁告归”。康熙《蕲州志》卷八《人物志·学行》也有“李时珍传”，成稿时间大约迟于顾景星所撰《李时珍传》初稿，也说“升太医院判”。此后三部《蕲州志》都沿袭这一说法。
但是，李时珍本人在《本草纲目》卷首“辑书姓氏”中，自称官职为“敕封文林郎、四川蓬溪县知县”，在卷一《序例上》“历代诸家本草”中，称官职为“楚府奉祠、敕封文林郎、蓬溪知县”；李时珍次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说父亲“原任楚府奉祠，奉敕进封文林郎、四川蓬溪知县”；《明史》卷二九九《方伎列传》中“李时珍传”，说“时珍官楚王府奉祠正”。这些文献资料，都没有提到李时珍任过太医院判。李时珍墓碑具有“盖棺定论”的意义，碑上也只刻有“明敕封文林郎”字样。文林郎，是明代正七品文官的散阶（荣誉性官衔）之一。知县为正七品，初授承事郎；任满三年考核称职的，升授文林郎。父、祖可因子、孙显贵，封赠如同子、孙一样的官职或官衔，“生曰封，死曰赠”（活着的称“封”，死去的称“赠”）。李时珍长子李建中于万历三年（1575）任四川蓬溪县知县，万历六年（1578）左右，因考核称职，升授文林郎。可见，李时珍所任实职，是楚王府奉祠正（正八品），因长子李建中显贵，才奉敕进封文林郎、四川蓬溪知县这一虚衔。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珍曾任太医院判的说法受到质疑。如，著名记者、作家张慧剑在传记文学作品《李时珍》一书中，说李时珍在太医院“所任的官职很低”。[2]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前身）中医学史专家吴佐忻所编《李时珍生平年表》，认为李时珍在太医院“最高职务不会超过御医”（御医为正八品医官），而不是顾景星所说的太医院判。[3]著名哲学家唐明邦所著《李时珍评传》，认为“史称曾任太医院院判……不确”。[4]曾任湖北中医学院（湖北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裕，长春中医学院教授郎需才，蕲春县博物馆馆长王宏彬等人，都撰文论述李时珍没有任过太医院判。[5]
也有坚持“李时珍曾任太医院判”说的，如，著名医史学家、中华医史学会首任会长王吉民所编《李时珍先生年谱》，以顾景星《白茅堂集·李时珍传》为依据，说李时珍任过太医院判。[6]曾任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主任钱远铭主编的《李时珍史实考》，力主“李时珍曾任太医院判”说，认为顾李两家世代相交，顾景星受李时珍后代之托，对李时珍生平比较了解；清康熙《蕲州志》和后来几部《蕲州志》以及《黄州府志》《湖广通志》，都记载了李时珍任太医院判，这些地方志都是地方政府所修，更为可信；李时珍医院医史文献馆所藏四贤坊表碑上，明确刻写了“太医院判李时珍”，“尤为确证”。[7]
我们先审视一下顾景星所撰《李时珍传》，看它是否为信史。李裕、王宏彬曾对此作过探讨，认为顾氏所记并不绝对可靠，准确性、真实性应当存疑。下面再加深入考述。
顾景星（1621—1687）是在李时珍去世三十年左右才出生的。明末战乱，特别是张献忠屠蕲时，李时珍孙辈中最有名望的人物李树初誓死抵抗，他本人和多个子孙惨遭杀戮，李氏家史资料失传，最典型的例子是，李家后人居然对李时珍祖父的名字和基本情况一无所知。《白茅堂集·李时珍传》记述李时珍的祖父，仅有“祖某”二字，这两个字可有可无，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恰恰表明李氏后人和顾景星对李时珍祖父情况茫然无知。顾景星所撰《李时珍传》初稿，不提李时珍祖父，连“祖某”二字都没有。
顾景星在《传》中说，李时珍开过一个“附子和气汤”的方子，打消了富顺王因“嬖庶孽”（偏爱小老婆生的孩子）而打算废立王储的念头。殊不知，废立王储，自有朝廷制度规定，不是哪个想废就废、想立就立的；而且，第一代富顺王朱厚焜（1498—1576）素有“贤王”之美誉，说他“嬖庶孽”，似乎是给他泼脏水。事实上，他的元妃没有亲生儿子，即根本没有嫡子，受封富顺王长子的，为庶一子朱载垬，万历四年（1576）六月朱厚焜去世后，载垬于万历十年（1582）四月袭封富顺王。[8]可以说，顾景星所写李时珍与富顺王府这个故事，一点也不可靠。李时珍给富顺王府成员治病的事儿倒是有，《本草纲目》卷六《火部·火之一》“灯花”条，就记载了他将杀虫治癖的药做成丸子，治好了富顺王一个孙子嗜吃灯花的怪病。
在《李时珍传》初稿中，顾景星自己都承认，他所记“（李时珍）先生轶事”，是“儿时于里中闻知”的，即小时候在街头巷尾听说的。《李时珍传》定稿与初稿大同小异，尽管删去了“于里中”三字，但改变不了《李时珍传》取材于民间故事的性质。顾景星在为李树初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到撰写李氏四贤传（包括《李时珍传》《李建中传》《李建木传》等），依据的是李树初之子提供的资料，有可能是明知“授太医院判”之类情况不实，但碍于两家交情，不好不写。[9]还有，顾景星是采用文学笔法撰写人物传记的，如，他说李时珍诞生时，“白鹿入室，紫芝产庭”，使用的是古代中国典型的拔高和神化伟人、名人的手法。
总之，顾景星的《李时珍传》，所记李时珍事迹，并不那么可靠，只宜作个参考。决不能用《传》中所记“授太医院判”，作为李时珍曾任太医院判的证据。
至于清代后来三部《蕲州志》以及《黄州府志》《湖广通志》，所记李时珍任太医院判，都是沿袭顾景星《李时珍传》和康熙《蕲州志》的说法，同样不足取信。《明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国家级官修著作，成书于《白茅堂集》之后，均未采信顾氏之说，记述李时珍官职时，只说“官楚王府奉祠正”，而不说“官太医院判”。
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四贤坊表碑所刻“太医院判李时珍”，看它是否可以作为铁证。王宏彬曾作过考述，这里仍有必要再加探究。
这块碑，上有“六朝文献，两镇干城”字样，中有“授太医院判李时珍、山西副使李树初”“赠中宪大夫李建中、李建木”字样，右侧称初立于“天启甲子”，左侧说重立于“光绪乙巳年”。天启甲子，即天启四年（1624），彼时，碑上提到的四人中，李时珍已去世三十余年，李建中、李建木也已去世，唯独李树初健在，而且尚在官场。李树初官至山西按察副使，明末死于张献忠屠蕲，到清初，顾景星应李树初次子李具庆之请，撰写了《明中顺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李公墓志铭》[10]。《墓志铭》说，在烈皇帝（即崇祯皇帝朱由检）诛杀阉党首领魏忠贤之后，李树初升任山西按察副使，因协调外邦、安定边境有功，“覃恩授中宪大夫，请移封本生父，而自以中顺大夫落职”。《明史》卷二三《庄烈帝本纪一》记载，天启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朱由校薨逝，皇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十一月，魏忠贤被缢死。如果按《李树初墓志铭》所说，那李树初任山西按察副使、朝廷追赠李建中（李时珍的长子，李树初的生父）、李建木（李时珍最小的儿子，李树初的嗣父）两人中宪大夫衔，当在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之后。但是，《明熹宗实录》卷八三，天启七年四月壬戌条记载：“升大同府知府李树初为山西按察司副使、雁平道。”又据《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进士履历便览》[11]，李树初于天启甲子升郎中（正五品），丙寅（天启六年，1626）升大同知府（正四品），丁卯（天启七年，1627）升山西副使（正四品）。可见事实是，李树初在崇祯皇帝尚未继位、魏忠贤尚未伏诛之前，即已升任山西按察副使。显然，顾氏所撰的《李树初墓志铭》，与他所撰的《李时珍传》一样，可信度不高。[12]
明代正四品文官，初授中顺大夫，升授中宪大夫。按照制度，天启六年，李树初由户部郎中升任大同知府，可以授中顺大夫衔；天启七年四月，李树初又升任山西按察副使，在此之后，他才可能将正四品文官升授的中宪大夫衔，移赠给生父李建中和嗣父李建木。因此，光绪乙巳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所立的四贤坊表碑，说“天启甲子”原碑上就刻了“授山西副使李树初”“赠中宪大夫李建中、李建木”，显然与史实不符。如果说天启甲子就立有这个碑，那就成了提前几年预知李树初已晋升山西副使，预知李树初已为其生父、嗣父请赠中宪大夫了。说“天启甲子”初立，可能是当时人们记忆失误。
“六朝文献，两镇干城”坊，是一座与四贤坊表碑密切相关的牌坊。康熙三年（1664）本《蕲州志》卷四《建置志》说：“六朝文献两镇干城，在宾阳门外，玄妙观前，为同知李建中、副使李树初立。”乾隆二十年（1755）本《蕲州志》卷三《建置志》、咸丰二年（1852）本《蕲州志》卷四《建置志》、光绪八年（1882）本《蕲州志》卷四《建置志》，都说：“六朝文献两镇干城，在东门外，为知县李时珍、同知李建中、副使李建木、兵备李树初建。”四部《蕲州志》的《建置志》，所记“六朝文献，两镇干城”坊，只提李时珍受敕所封的“知县”，不说“授太医院判”。可见，四贤坊表碑所刻“太医院判李时珍”，其实是源于顾景星所撰的《李时珍传》和《蕲州志》的《人物志·李时珍传》。而顾氏《李时珍传》本来就不可靠，那据此所刻的四贤坊表碑，岂能作为“李时珍曾任太医院判”的铁证！
如果李时珍确实任过太医院判，那在《本草纲目》这部凝聚了他毕生心血的医药学巨著中，只写正八品实职“楚府奉祠”、正七品虚衔“文林郎、四川蓬溪知县”，而不写正六品实职、高级医官职务“太医院判”，这从情理上能解释得通吗？
如果李时珍确实任过太医院判，那他儿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这份向皇帝进献的文书中，既提父亲“原任楚府奉祠”，又写父亲“奉敕进封文林郎、四川蓬溪知县”，却避而不提“太医院判”，那可是轻慢朝廷恩典，犯下欺君之罪，他有必要去冒这个政治风险吗？
李裕在考述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情况时指出，明万历年间的两部医史著作，均未提到李时珍曾任太医院判。一是朱儒所撰的《太医院志》。朱氏是李时珍同时代人，掌管太医院事务多年，于万历十二年（1584）任太医院使时编成《太医院志》，后由太医院使罗必炜会同罗成名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校订刊刻，《院志》记录了在太医院任职或被举荐的人员，包括嘉靖至万历年间名医多人，但未见李时珍大名，这至少说明李时珍在太医院未获正式授职。二是明万历年间医家刘浴德所撰的《医林续传》。刘氏与李时珍同时代而稍晚，《医林续传》成书于万历癸丑（即万历四十一年，1613），这年刘浴德六十四岁，推算他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医林续传》所记明代医家达17位，其中《李濒湖传》可能是存世的第一篇李时珍传记，说李时珍为“医院吏目李言闻之子，永昌府通判建中之父”，不提李时珍任了什么官职。李裕认为，刘氏采用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显然是除了《本草纲目》已载明的之外，李氏别无高职。[13]
李裕认为李时珍在太医院未授官职[14]，王宏彬则推断李时珍在太医院所任职务在八品御医之下[15]。笔者认为，李时珍被楚王府推荐到太医院，因到岗不久，所以未授官职，但他原任楚王府奉祠正，与御医（正八品）品级相当，所以人们仍以原来的官职称呼他；他供职不满一年即离开太医院，也就没有任命新职了。职场上将他以“原任楚王府奉祠正”对待。因此，清乾隆年间，大学士嵇璜等人奉敕编撰《续文献通考》，说“庆历间”（隆庆至万历年间），李时珍“官楚王府奉祠正”。[16]
郎需才认为李时珍未任太医院判，而是获赠太医院判。他说，李时珍的长子李建中被擢升为永昌府通判，府通判是正六品，院判也是正六品，后来，李时珍的孙子李树初按李建中的官衔为李时珍请赠；他又推测说，刻四贤碑时，石匠把“授”字位置刻得稍微偏了一点，本应刻在“山西副使”上面，却刻在“太医院判”与“山西副使”之间，这一字位置之偏，就成为后世学者们论争之源，顾景星的《李时珍传》和《蕲州志》说李时珍“授院判”就是受了四贤碑的影响，以讹传讹。[17]这里先辨析一下封赠问题。上文已谈到了明代封赠制度，按照制度规定，李时珍如果是因儿子李建中显贵而获得封赠，那应该是由儿子申请封赠，而不是由孙子申请封赠；李建中升云南永昌府通判，但实际未到任，因此不可能申请封赠，即使可以申请封赠，也只能是申请封赠“永昌府通判”，而不是“太医院判”；当时李时珍尚在世，只能是请封，而不是请赠；如果是孙子李树初请赠，只能是按照李树初的官职为祖父请赠。可见，郎氏所谓李树初按李建中的官衔为李时珍请赠，完全不符合明代政治制度。再考辨一下“授”字是否是石匠刻偏了。上文已论述了，光绪乙巳年所立的四贤坊表碑，其实是误以为“天启甲子”初立，所刻“太医院判李时珍”，源于顾景星的《李时珍传》和清代四部《蕲州志》的《人物志·李时珍传》，因此，“授”字并未刻偏，而是不合史实。
二、李时珍何时在太医院任职？因何辞职？
关于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时间，也是众说纷纭。
王吉民《李时珍先生年谱》说是嘉靖三十年（1551），供职（任太医院判）仅一年。其论证逻辑是，据《白茅堂集·李时珍传》，李时珍辞去太医院判后，返回蕲州著《本草纲目》；又据《本草纲目·序例上》，李时珍自己说著《本草纲目》“始于嘉靖壬子”，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所以将李时珍任太医院判系于此前一年。
吴佐忻《李时珍先生年表》说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至二十八年（1549），供职多年。其论证逻辑是：据《白茅堂集·李时珍传》，李时珍到楚王府及太医院任职在前，撰写《本草纲目》在后，李时珍任楚王府奉祠正时，楚王世子暴厥（即抽风），被李时珍救活，推测李时珍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治愈楚愍王世子朱英耀的病，次年，即嘉靖二十三年，经楚王朱显榕推荐去太医院任职；又据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七三《太医院》记载，嘉靖二十八年七月，礼部尚书徐阶参奏吴梦龙等人未经考试，凭借关系混进太医院充任医士，吴梦龙等人被革役为民，推测李时珍可能是由朱显榕凭私人关系推荐到太医院的，便托病辞职。
钱远铭主编的《李时珍史实考》说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万历元年（1673）。其论证逻辑是：光绪《蕲州志》说李时珍于嘉靖年由楚王荐于朝，那么《白茅堂集·李时珍传》所说的世子暴厥被李时珍救活，这个世子是指楚恭王朱英的世子华奎，还推测华奎生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左右；光绪《蕲州志》又说李时珍于万历年任太医院判，《续文献通考》的《选举志》说“时以医举者……庆历间李时珍”，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包括隆庆年间六年，直到万历元年；顾景星所撰的《李时珍传》两种版本，“数岁告归”与“一岁告归”均有道理，“数岁”是指李时珍在太医院任御医多年，“一岁”是指万历元年李时珍升为太医院判，任院判仅一年就“告归”。
笔者曾在《李时珍任楚府奉祠时间考》一文中指出，人们一般视顾景星《李时珍传》为信史，将其作为立论依据，因而，诸家所论李时珍任楚府奉祠时间经不起推敲。同样，上述各家论述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时间，仍是陷入了顾氏《李时珍传》制造的谜团，因而也经不起史实检验。如，按照吴佐忻所论，李时珍二十五岁就治好了楚王世子暴厥，而顾氏《李时珍传》又说，李时珍十四岁中秀才，三次参加乡试名落孙山，那么，他放弃科举、从父学医时，当有二十三岁，他可能在短短两年之内就能独立行医，以精湛医术先后获得富顺王府、楚王府信任，并救活楚王世子吗？又如，《李时珍史实考》推测朱华奎生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左右，而笔者在《李时珍任楚府奉祠时间考》一文中已考实，楚恭王朱英体弱多病，于隆庆五年（1571）八月初十薨逝，到隆庆六年（1572）二月左右，楚王府的宫人胡氏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华奎、华璧），称是英的遗腹子。可见，《李时珍史实考》所推测的朱华奎生年，与史实相差甚远，那据此推论的李时珍在楚王府、太医院任职时间，当然也就不确切了。
笔者撰写《李时珍任楚府奉祠时间考》一文时，摆脱顾氏《李时珍传》的拘束，转换思维，另辟蹊径，以可靠史料为依据，论定李时珍于隆庆二年（1568）左右赴任楚王府奉祠正，又考定李时珍因为给楚王英调理身体，让楚王后继有人，大约隆庆六年（1572）夏，经楚王府推荐，李时珍得以进入太医院。
说李时珍于隆庆六年在北京太医院就职，是有旁证的。这年的中秋节，吴哲为李时珍写了一篇《题〈奇经八脉考〉》（相当于《序》），落款称“隆庆壬申中秋日道南吴哲拜题”。隆庆壬申，即隆庆六年。吴哲曾任兵部职方司郎中、河南布政使司右参议，隆庆五年（1571）九月，调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参议兼按察司佥事，最迟于万历元年（1573）二月前，以山西右参议兼怀隆兵备道。隆庆六年中秋之前，李时珍与吴哲应当是交往了一段时间，否则，吴哲不可能于中秋佳节为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作序。以职务上的限制，吴哲不可能离开山西（邻近北京）而远赴湖广，再加上交通条件的限制，吴、李两人也不可能在武昌或蕲州交集。这说明，隆庆六年有相当一段时间，李时珍是在北京太医院。《本草纲目》卷十五《草部·草之四》“麻黄”条记述：“一锦衣夏月饮酒达旦，病水泄，数日不止，水谷直出。……遂以小续命汤投之，一服而愈。”这则医案，或许可以表明李时珍最迟于隆庆六年夏即在太医院。
顾景星所说李时珍任太医院判与史实不合，但他将初稿中李时珍从太医院“数岁告归”，定稿时改为“一岁告归”，则合乎史实。李时珍在太医院供职不满一年，即辞职回乡。为何辞职，有的说是淡于功名利禄，辞职回蕲州专心著述；有的说是眼见吴梦龙等人被革役为民，便托病辞职；有的说是因为不受重用，于是借故告归；有的说是开罪了上司。依笔者浅见，这些似乎都不是，李时珍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他要回家处理丧事，还要为母守孝。按古代礼制，父母、祖父母死后，子女、孙辈必须守孝三年（实际为二十七个月），官员必须离职，称之为“丁忧”。
李时珍父母合葬墓的碑文，有“隆庆壬申十二月庚申日立石”字样。这月癸丑朔（即初一为癸丑日），庚申日为初八。查《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18]，推算“隆庆壬申十二月庚申日”为公历1573年1月11日。这个时间，是李时珍和兄长李果珍为父母合葬墓立碑的时间。据李时珍《濒湖脉学》自序，其父李言闻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之前即已去世；这个立碑时间表明，李时珍母亲张氏大约于隆庆六年十二月之前一段时间去世。可能是这年十一月，李时珍收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于是便从太医院辞职，回家奔丧。到万历三年（1575）上半年，他丁忧期满，大约因为一是年近花甲，二是需要完成《本草纲目》的著述，于是不再请求复职。《本草纲目·序例上》说《本草纲目》“终于万历戊寅”，万历戊寅，即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著成了集中国本草学之大成的《本草纲目》。因此，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的时间，大致是隆庆六年夏季至当年十一月，不足一年。
李时珍长子李建中任职变动情况，也可作为李时珍从太医院辞职原因和时间的辅证。据乾隆五十一年（1786）本《光山县志》卷五《表三·职官》记载，李建中于隆庆年间任光山县教谕；又据康熙五十二年（1713）本《蓬溪县志》卷上《官守年表》，李建中于万历三年任蓬溪县知县。万历元年、二年，李建中未在外任职，当是在家为祖母守孝；服丧期满，李建中即由原来无品级的教谕，升任正七品的知县。他之所以能够升职，或许是因为，之前楚王府向朝廷推荐李时珍，为李时珍美言留下了一些余热，而李时珍又不要求复职，于是朝廷就将恩典赐给他的长子李建中。是否如此，当然有待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时珍从太医院辞职，并不是因为在那儿不如意，而是因为慈母病逝了。
【注】
[1]《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
[2]张慧剑：《李时珍》，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页。
[3]吴佐忻：《李时珍生平年表》，中国药学会药史学会编：《李时珍研究论文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4]唐明邦：《李时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5]李裕所撰《李时珍生平考疑》（收入湖北中医学院科研处编：《纪念李时珍逝世三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1983年版），主笔的《李时珍和他的科学贡献》第十二章《关于李时珍的若干考证》第三节《李时珍任职考》（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郎需才所撰《评〈李时珍先生年谱〉》（载于《中华医史杂志》1985年第3期，又收入钱超尘、温长路主编：《李时珍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70页），《也谈李时珍任院判之争》（载于《湖北中医杂志》1986年第2期），《李时珍未任太医院判考》（载于《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1期）；王宏彬所撰《李时珍太医院任职考》（载于《亚太传统医药》2006年第9期），都对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情况作了较为深入的考证。
[6]王吉民：《李时珍先生年谱》，载于《药学通报》1955年8月号第三卷第八期，又收入钱超尘、温长路主编：《李时珍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7]钱远铭主编：《李时珍史实考》，广东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9页。
[8]参见拙著《荆王府史话》，华夏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54—161页。
[9]参见王宏彬《李时珍太医院任职考》。
[10]见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三九。
[11]有韩国奎章阁藏本，邵懿辰（清道光、咸丰时官员，目录学家、藏书家）抄本。
[12]顾景星所撰《李树初墓志铭》说李树初曾“出知阳和府”，也与史实不符。明代并未设置阳和府。清顺治五年（1648）冬，投靠大清的原明朝将领姜瓖，在大同举兵反清复明，大同府迁治阳和卫（今山西阳高县），改名阳和府，顺治八年（1651），复名大同府，还旧治（在今山西大同市区）。所谓“出知阳和府”，当是“出知大同府”。乾隆四十七年（1782）本《大同府志》卷十《职官上》，就记载李树初于天启末期任大同府知府。
[13]参见李裕等合著《李时珍和他的科学贡献》第205页。按：李裕将罗必炜、罗成名并称院使，有误。万历四十四年（1616），罗必炜任太医院使，而罗成名时任上林苑监右监丞（正七品）管御医事，后官至南京太医院院判（据郑洪主编：《明清〈太医院志〉考释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8、9、81页）。
[14]李裕等合著《李时珍和他的科学贡献》第205页。
[15]王宏彬《李时珍太医院任职考》。
[16]参见陈仕猛、段涛涛、王宏彬：《李时珍任楚府奉祠时间考》，收入《“明楚王墓与明代藩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2—33页。
[17]郎需才《也谈李时珍任院判之争》。
[18]方诗铭、方小芬编著：《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