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淮
在宋代四川的文化星空中，有这样一位奇人：他出身寒门，科举失意，却以一己之力在中国文学史和科技史上镌刻下两个“第一”：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词学理论专著《碧鸡漫志》，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的甘蔗制糖科技专著《糖霜谱》。他就是南宋遂宁人王灼，一位集文学评论家、词人、诗人、科学家于一身的“通才”型学者。
如果说苏轼是宋代文化的泰山北斗，那么王灼就是一座独具风骨的巴蜀奇峰。他终生未仕，沉浮幕僚，却在诗词文赋、词学批评和科技著述等多个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国学大师季羡林曾盛赞他的《糖霜谱》为中国制糖史上“一部空前的专著”；而在词学领域，《碧鸡漫志》更被后世学者誉为“宋代第一部系统完整的词论”。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文理全才”，为何在正史中竟无一席之地？本文将穿越八百余年的历史烟云，为你全景展现宋代遂宁奇才王灼的传奇人生。
王灼画像（丁世谦绘，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一、布衣才子：王灼的生平事迹
（一）生卒之谜与寒门出身
王灼的生卒年，在学术界至今仍是一桩引人入胜的“悬案”。据百度百科记载，王灼可能生于北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前后，享年约八十岁。另有学者考证认为，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于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秋以后，享年至少七十六岁。两种说法相差二十余年，这恰恰反映出王灼在正史中记载零散，蛛丝马迹散见于其诗文和后世典籍之中。这一事实本身，便足以见出这位奇才生前的淡泊与遗世独立。
无论生于何年，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王灼，字晦叔，号颐堂，是南宋遂宁府小溪县（今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他出身贫寒，少年时期便“青衫落拓，囊空如洗”，但贫困并没有磨灭他对知识的渴望。青年时代，他离开家乡远赴成都求学，寄居于寺观，苦读不辍。
（二）科举之挫与“靖康之变”
靖康元年（1126），二十一岁的王灼正在成都求学。这一年，他决心北上京师汴梁参加进士考试。同年冬天，他辞别巴山蜀水，满怀“学而优则仕”的憧憬，踏上了北上的漫漫长路。然而，当他抵达汴京时，这座曾经“雕梁画栋，繁花似锦”的北宋都城，正笼罩在女真铁骑的阴影之下。不久，金兵攻破汴京，徽、钦二帝被掳，北宋覆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科举考试随之取消，王灼的仕途之梦就此破碎。
虽然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王灼却在科举场上一败涂地。他终身未仕，或仅短暂做过幕僚，“只得流落江湖，寄人幕下，作舞文弄墨的吏师”。这一经历，颇有些像唐代的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然而科举的失意，却成就了学术上的大成。正如仕途不通的李时珍写下了《本草纲目》，官场失意的蒲松龄留下了《聊斋志异》，王灼也将毕生的才华和心血倾注到了著述之中。
（三）漂泊幕僚：从扬州到成都
王灼青年时期，曾流寓江南扬州等地，在幕僚的琐碎差事中勉强度日。绍兴元年（1131），他终于回到四川，此后数年间在四川制置使属下做胥吏，居住在成都。
在漂泊的生涯中，王灼曾先后担任尚书右丞吕好问、沿边安抚使刘錡、四川制置使范成大等人的幕僚。这些幕僚经历，虽未能让他施展宏图大志，却给了他游历四方、广交名士、博览群书的机会。他走遍大江南北，足迹所至，处处留心观察，事事悉心记录，为日后的著述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四）晚年著述：隐居碧鸡坊与归老遂宁
王灼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是在晚年写就的。绍兴十五年（1145）冬，王灼客居成都碧鸡坊妙胜院。这里邻近两位友人王和先、张齐望的宅第。每日夏秋之际，两位友人“置酒相乐，出声妓以佐欢”，王灼则往来两家之间，一边品酒听歌，一边与友人谈论音乐，品评歌词。就是在这样“觥筹交错、歌管纷纷”的氛围中，王灼信笔所记，日积月累，四年后编次成书，取名《碧鸡漫志》。
绍兴十九年（1149），王灼回到家乡遂宁闲居。晚年在家乡的宁静岁月里，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片天地，遂宁发达的制糖业。绍兴二十年（1150），他撰成《糖霜谱》。此后数年间，他潜心整理自己的诗文作品，编成《颐堂先生文集》五卷及《颐堂词》一卷。绍兴二十六年（1156），他因事再到成都，数年后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宋史》未为王灼立传。清代的《四川通志》虽有提及，但只有寥寥二十言：“王灼，遂宁人。文词古雅，隐居不仕。所著《糖霜谱》一卷。”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稍微补出了他的字号与主要经历：“灼字晦叔，号颐堂，遂宁人。绍兴中，尝为幕官。”史官的粗疏，令人扼腕叹息，却也让我们不得不深入到王灼的著述中去寻找这位奇才的人生密码。
二、词坛先锋：《碧鸡漫志》与王灼的词学思想
在宋代词学史上，王灼是一座绕不开的山峰。他的《碧鸡漫志》被学术界誉为“宋代第一部有明确理论主张和完整结构系统的论词专著”。这部书不仅开创了后代词话写作的先河，更以其深邃的理论建树和精辟的批评眼光，奠定了王灼在词学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一）词坛的“划时代之作”
《碧鸡漫志》共五卷，成书于绍兴十九年（1149），是王灼晚年系统整理多年“信笔所记”的结晶。关于写作缘起，王灼在自序中有一段极富画面感的记述：“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鸡坊妙胜院，自夏涉秋，与王和先、张齐望所居甚近，皆有声妓，日置酒相乐，予亦往来两家不厌也。”他在觥筹交错、歌管纷纷之中，“旁缘是日歌曲，出所闻见，仍考历世习俗，追思平时论说，信笔所记”，历时四年整理成书。
《碧鸡漫志》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卷追溯上古至唐代歌曲演变，着重理论阐发；第二卷品评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各家词人，记述词坛往事与佳话；第三至五卷考证唐代以来主要词调的历史渊源，追溯其得名由来与演变轨迹。全书既有严谨的学理深度，又不乏随笔漫记的趣味，堪称词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二）词源论：“人心”为歌曲之本
王灼词学思想的最独到之处，在于他对词体本源的深刻思考。在《碧鸡漫志》卷首，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故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
在这段话中，王灼提出了一个极具哲学高度的命题：一切歌曲的本源，不在于外在的形式或格律，而在于人的“心”，即人的情感与性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古歌到古乐府，再到唐代曲子、宋代词牌，“其本一也”。变化的只是体制，而根本的“心”并无差别。
这一论断至关重要。在王灼看来，词并非卑下之体，不应被视为“诗余”或“小道”。它与《诗经》里的乐歌、汉魏的乐府诗本属同源，都是人心性情的自然抒发。这种“诗词同源”的观点，在当时词体尚被视为“艳科”“不登大雅之堂”的氛围中，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革新意义。
（三）词人评论：开创流派划分先河
《碧鸡漫志》第二卷专论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词人及词作，详述北宋词的风格流派，是后世研究宋词流派的重要依据。王灼以精当的评语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对众多词人做出了品评，开创了划分词人流派的风气之先。
他评价晏殊、欧阳修“风流蕴藉”，点出了二公词作典雅雍容的特质。他品评晏几道“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寥寥数语便道出了晏小山词骨子里那一份名门贵族的超凡韵致。他对秦观、贺铸等人也都有精到的品评，字里行间透露出通达而敏锐的审美眼光。
但最值得称道的，是王灼对苏轼的评价。在《碧鸡漫志》中，他热烈地推崇苏轼的词作：“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
在他看来，苏轼的词之所以卓绝不凡，正是因为它体现了“以诗为词”的精神，将诗与词的鸿沟填平，使词体能够传达深厚的情感与高远的志趣。为此，他严厉批评那些以柳永为宗、沉溺于“艳科”“俗词”的词人，认为那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这一尖锐批评，充分显示了王灼“反俗主雅”的鲜明词学立场。
（四）雅俗之辨：王灼的美学追求
王灼词学思想的核心，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反俗主雅”。但这种“雅”并非孤高自赏、脱离尘世，而是一种融合了儒家“中正之气”和道家“自然之美”的高雅美学境界。
有学者精辟地概括道，王灼的《碧鸡漫志》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涉及到词的起源论和艺术本体论，它从哲学的宇宙生成论和主客体相分的二元论来看文艺问题，所以站在一个较高的思维起点上”。他提出的审美标准有“性情、自然、中正、雅、韵”等多项指标，并对其作了深入具体的探讨。
关于“雅正”之美与“自然”之美，王灼的论述尤其值得玩味。他既重视“合于律吕度数、抒发中正之气、重视人伦美德”的儒家雅正传统，又强调“音律合于自然、语言自然流畅、抒发自我性情”的道家自然美学。这两种本来看似矛盾的美学体系，在《碧鸡漫志》中巧妙融合，构成了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雅”“正”“自然”的评价体系。可以说，王灼的《碧鸡漫志》不仅是一部词学文献，更是一部深邃的文学美学著作。
（五）古曲考证：音乐史研究的宝贵财富
《碧鸡漫志》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词学理论方面，它在音乐史研究上的贡献同样居功至伟。第三至第五卷详细考证了《霓裳羽衣曲》《六幺》《凉州》《伊州》《甘州》等唐宋燕乐曲调的源流，涉及大曲、法曲、胡乐等诸多音乐品种，并细致讨论了移调、犯调等乐理问题。
对于后世研究唐代教坊曲调和唐宋燕乐史的学者来说，《碧鸡漫志》无疑是一座资料的宝库。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王灼“极为详尽系统地梳理了宋代以前曲调的源流，十分精细独到地探讨了歌曲的著作和流变轨迹”。许多久已失传的曲调，正是因为王灼的记载而留下了宝贵的线索。
三、“文理全才”的诗词创作
在中国文学史上，精通文理而兼擅诗文者不在少数，但像王灼这样既能写出深邃精辟的文学评论，又能奉献出率真自然的诗歌创作，且能在科技领域留下划时代专著者，却是凤毛麟角。王灼的诗词创作，以其“沉雄雅健”的独特风格，在宋代诗坛别树一帜。
（一）诗坛的“沉雄雅健”
王灼留存至今的诗歌数量有限，今人辑得其诗180余首，但佳作不少。关于他的诗风，时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诗“沉雄雅健”，“卓然为一大宗”。所谓“沉雄”，是指诗思深沉、气韵雄浑；“雅健”则是语言雅致而不失力量。这个评价非常精准地概括了王灼诗歌的艺术特质。
《王灼集校辑》，刘安遇、胡传淮校辑，1996年巴蜀书社出版
从形式上看，王灼诗歌的用韵十分讲究。有学者研究其一百一十七首古诗，发现其中一百一十六首严格押韵，押韵形式多样，或用一韵到底、连贯流畅，或四句换韵、起伏有致。他对声韵的精细把握，恐怕与他深通音律是分不开的。写作《碧鸡漫志》的扎实素养，反过来也使他的诗歌具有了音乐的律动之美。
（二）酬唱与爱国：《答戴时行》与《除夕》诗
王灼诗中最动人的篇章，一是与友人的酬唱之作，二是浸透着家国之忧的爱国诗篇。
他的酬唱之作涉及朋友之谊、客子之情，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到真挚动人。比如他有一首《宿崇德祠下望青城诸山》，写他青年时代在成都求学时寄宿都江堰崇德祠的场景：
昔年来就学，颇熟青城面。
虽无寻山分，犹喜旦暮见。
违去八寒暑，梦想无时休。
谁意俗士驾，复作山不游。
晚云蔽高峰，怅望久柱颊。
山灵岂猜我，未许相投接。
晨兴云散尽，秀色矗亭亭。
还如故人眼，不改旧时青。
愧非自由身，又复尘中去。
他日访麻姑，问讯山头路。
这首诗既有羁旅漂泊之感慨，又有望山思友之深情。暮云遮蔽高峰，远眺而不可即，这既是写实景，又何尝不是王灼一生“远志难伸”的隐喻？诗中“复作山不游”的惭愧，“愧非自由身，又复尘中去”的无奈，读来令人动容。
王灼的另一首诗《答戴时行》中有“如今四十已知非”的自省语。不论他是生于1081年还是1105年，这句诗都透露出他一生的通透与达观：青年时奔走于科举功名，中年时飘零于幕僚生涯，但到了四十岁，他却能够说一声“已知非”，这是对人生道路的深刻反思，也是对自己精神归宿的从容确认。
更令人感佩的是王灼诗中炽烈的家国情怀。靖康之变后，中原沦陷，山河破碎，这沉痛的历史转折成为王灼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用诗词表达自己“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关注现实的深度，足以体现作者的爱国之心切，报国之志坚”。在他的眼中，个人的失意和家国的沦亡交织在一起，使他的诗歌具有了超越一己之悲欢的时代厚度。
（三）《颐堂词》：词坛的另一道风景
如果说《碧鸡漫志》是王灼的词论代表作，那么《颐堂词》就是他创作实践的成绩单。《颐堂词》一卷，现存词作21首。
值得玩味的是，王灼的《颐堂词》与其词学主张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若即若离”关系。一方面，他持“反俗主雅”的立场，推崇苏轼的“以诗为词”、力戒柳永式的“野狐涎之毒”；但另一方面，他的部分词作仍带有北宋婉约词风的影响。有学者将这种矛盾解释为：“这与时下词坛风貌及词体文体地位有密切关系”，当社会词坛风气仍然崇尚婉约细腻的风格时，一个人的创作也很难完全超越时代。
即便如此，王灼的词仍不失其动人之处。例如他的《长相思·来匆匆》一词，以“山重重”“水重重”“飞絮流云”等意象勾勒出春梦短暂与离别阻隔的意境，语言凝练含蓄，颇有北宋风味，体现了婉约词风的审美余韵。王灼的词，虽然数量不多，却每一首都凝结着这位宋代“文理全才”的审美理想和人生感悟。
（四）《颐堂先生文集》：诗文成就的汇总
《颐堂先生文集》五卷是王灼诗文作品的汇总，不仅收录了他的诗赋作品，也展现了他在散文创作上的深厚功力。这部文集“格调高洁，延宋体之学深，广故实而积用；涵三教之通义，诗味意长”。它的内容特色和体例特点，不仅展示了王灼的文风，更体现出宋代文人的整体风范。
从文集的广博涵盖来看，王灼的赋“拥骚雅二体，玉石铿锵之间，情志兼备”；他的诗“取古今异调，山水妙道之外，酬唱不绝”；他的词“继诗乐之风，愁绝情淡之时，超然物外”。如此全面的文学造诣，足以说明为什么时人将他目为“卓然为一大宗”。
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颐堂先生文集》“流传至今，颇多散佚，诗文十不存一”。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他创作中的一角冰山。更多的文字，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四、科学巨著：《糖霜谱》与宋代科技
如果王灼只留下《碧鸡漫志》和《颐堂先生文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已经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了。然而他偏偏还留下了另一部奇书：《糖霜谱》。这部不足三千字的科技小书，却让他在科学史上也占有了一席之地。由此，王灼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词论家，跃升为一位跨界于文理之间的“通才”型学者。
（一）中国第一部甘蔗制糖专著
《糖霜谱》，是王灼晚年在家乡遂宁撰成的一部制糖方法专著。全书分七篇，分别记述糖霜起源传说、蔗糖制取历史、甘蔗栽培、制糖器具、结霜方法、糖霜品级性状及食用药性等内容。该书虽不足三千字，却系统记载了宋代遂宁地区从种蔗到制糖霜的完整工艺流程。
这部著作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我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的关于甘蔗生产和冰糖制造工艺的科技专志”。国学大师季羡林在研究中国糖业史时，对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季羡林的代表作《蔗糖史》中，他郑重地写道：“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讲制糖霜方法的书，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他更进一步盛赞《糖霜谱》在中国制糖史上“是一部空前的专著”。
（二）遂宁糖霜：宋代第一
王灼撰写《糖霜谱》，源于对家乡物产的深切关注与自豪之情。他在书中记载：“糖霜，一名糖冰，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之，独遂宁为冠。”
这段话表明，在宋代，糖霜（即冰糖）的生产已分布在多地，而唯有遂宁所产的糖霜为全国之最。遂宁的制糖业在宋代何等发达，由此可窥一斑。王灼以浓烈的地方自豪感，将这些生产技术记录下来，既保存了珍贵的科技史料，又为巴蜀地方志留下了宝贵的篇章。
在今天，不少遂宁市民或许并不知道王灼是谁，但本地文艺界人士从上世纪80年代便不断根据《糖霜谱》的内容创作小说、戏剧、音乐、舞蹈、绘画等文艺作品，将这段出现在中国科技画卷中的“遂宁糖霜传奇”代代传颂。
（三）工艺记录：从蔗削到结霜
《糖霜谱》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详尽记录了宋代制糖的整体技术流程。从甘蔗的削刮、镰削、榨汁、煮糖，到上瓦溜凝结成糖霜，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记载与说明。
关于制糖器具，王灼记载：“糖霜户器用：曰蔗削，如破竹刀而稍轻。曰蔗镰，以削蔗，阔四寸，长尺许，势微弯。”这些细节丰富的描述，在今天看来既是科技史料，又是博物学意义上的珍贵文献。
从更大视野来看，《糖霜谱》不仅是一部技术手册，更是一部蕴藏着经济史、农业史、社会史价值的重要文献。它见证了中国古代制糖业的高峰时期，也见证了遂宁作为宋代四川经济重镇的历史地位。正如有学者评价：“该书是王灼总结前人种蔗和制糖经验，写成的制糖专著，这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系统地介绍种蔗制糖的专著。”
（四）一代“通才”的科技贡献
王灼撰写《糖霜谱》，不仅体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也展现了他不同于一般文人的思维方式。大多数宋代文人以“清谈”“雅玩”为尚，对实际的农耕技术、制造工艺往往不屑一顾。而王灼却将目光投向田间地头，用严谨的笔触记录下制糖的各个环节，并上升到理论总结的高度。
这种文理兼通的“通才”气质，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本就稀少。正如有评论者所言：“王灼被后世学者评价为宋代罕见的‘通才’型学者。他既能深入文艺堂奥，进行精密的考证与批评，又能将目光投向具体的生产技艺，进行细致的观察与记录。”他的《糖霜谱》与《碧鸡漫志》一书一文、一虚一实，共同构成了王灼学术世界的两个侧面：一个是审美的、精神的高空，一个是物质的、技艺的大地。
五、王灼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
王灼离世后，《宋史》对他不置一词，《四川通志》也只有寥寥二十余字。这样一位文理兼通的大家，似乎被历史遗忘在角落。然而，真正有价值的著述不会因正史的疏忽而失色。随着后世对《碧鸡漫志》和《糖霜谱》的研究日益深入，王灼逐渐回归到他应得的历史高度。
（一）一部词学史的里程碑
在词学史上，王灼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是“无法绕过”的存在。从他开始，中国词论才真正从只言片语的评点走向体系化的理论建构。《碧鸡漫志》以“五卷”的规模，全面论述了词的起源、体制、流派、风格、词调等问题，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词话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王灼还是词人流派划分的先驱人物。他将北宋词人分为不同的风格流派并加以品评，开创了后代词学分流派的批评模式。此后的词学批评著作，无论宗旨如何变化，在方法论上都或多或少受到了王灼的影响。
有学者评价道：“从词话产生以来，直至南宋后期，王灼在词学史上的成就都是无与伦比的。”王灼的词学思想还直接影响了南宋后期周密的词评，“其词学观念多是语言、音乐等方面的雅化，与王灼的词学有着相同的审美倾向和美学评价标准”。
（二）中科院的高度评价
科学界对王灼的《糖霜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评价此书为：“是中国古代一部比较完备、实用的关于植蔗和制糖的科技专著。”在《文献通考》《四库全书》和《中国机械工程发展史》等大型典籍中，《糖霜谱》均得到了高度评价。
“一部比较完备、实用的关于植蔗和制糖的科技专著”，这个评价来自当今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权威机构，足见《糖霜谱》在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与绝大部分宋代科技文献一样，《糖霜谱》是通过一位非专业的文人写就的，这充分说明王灼不满足于书斋的清谈，而是把目光投向了社会生产和百姓生活。
（三）遂宁的文化名片
对于遂宁而言，王灼不仅是一位历史名人，更是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宋代遂州号称“风教重地，文献名邦”，是当时四川境内除成都、梓州以外的第三大城市，曾管辖渝州（今重庆市）。在这片文化沃土上，走出了王灼、重显、居简、赵开、冯楫、道冲、杨甲等一批杰出人物。而王灼正是宋代遂宁这一方水土孕育出的“通才”代表。
在宋代科举大战中，有四百余遂州学子金榜题名，近十人入《宋史》列传。遂宁教育的繁盛、文化底蕴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王灼一生虽未出仕，却是遂宁文化最出色的代表。他用著述证明了遂宁学术的高度，也用《糖霜谱》见证了宋代遂宁制糖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四）正史的疏忽与后世的认知
《宋史》不传王灼，这究竟是因为王灼“终身未仕”、正史秉承“官本位”的标准而将他忽略，还是因为在纷繁复杂的宋金战乱中王灼的生平资料未能保留下来？无论答案如何，王灼终究没有被历史彻底遗忘。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对王灼的生平和著述有了更为详尽的记载。近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研究者投入王灼研究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仅硕士学位论文就有《王灼及其作品研究》《王灼研究》《王灼及其文学创作研究》等多部专门论著。
今天，当我们回望宋代巴蜀文化这张广阔的文化地图时，王灼毫无疑问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他是词学批评史上第一座系统的理论大厦的建造者；他是中国糖业科技史上第一部专著的撰写者；他是四川遂宁这块土地上走出的，无愧于时代的“文理全才”。
六、他没有让历史失望
从四川遂宁一位寒门子弟起步，王灼走出了三重人生的风景。作为一个诗人，他留下了“沉雄雅健”的诗篇，寄寓着家国忧思与乡关之愁；作为一个词论家，他在碧鸡坊的酒筵歌声中提笔写作，塑造了中国词学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理论专著；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深入田间地头，记录甘蔗制糖的一招一式，留下了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冰糖制造工艺专著。
他的人生有遗憾，无缘科举功名，壮志难酬，终身漂泊于幕僚之列；但他的人生更有辉煌，他留下了《碧鸡漫志》《糖霜谱》《颐堂先生文集》《颐堂词》四部足以传世的著作，在中国文学史、音乐史、戏曲史和科技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明代学者杨慎在《丹铅录》中多次引用《碧鸡漫志》的内容，清人吴衡照也以《碧鸡漫志》作为考辨“诗余名义缘起”的重要依凭。《碧鸡漫志》与《糖霜谱》这两部著作，一文一理，一虚一实，共同见证了一个宋代“通才”型学者在文化广度和深度的极致追求。而《颐堂先生文集》和《颐堂词》则让我们得以窥见王灼情感世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有怀才不遇的孤愤，有羁旅天涯的乡愁，有酬唱交游的雅趣，也有对家国故土的深切眷恋。
王灼的一生，也许可以用他自己的诗句来概括：“愧非自由身，又复尘中去”。上天没有给他一条平坦的官场通途，却给了他无尽的才情与旷达的心胸。当我们在二十一世纪重新阅读他的著述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宋代文人的心血结晶，更是一位古代“文理全才”穷尽一生追求的学术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同样需要珍视和传承的宝贵财富。
八百余年的时光过去了，那些由王灼亲手写下的文字，依然散发着思想的光芒与文字的暖意。《碧鸡漫志》中关于“人心”的哲思，《糖霜谱》中关于“甘蔗”的记述，《颐堂先生文集》中或豪放或婉约的诗篇，《颐堂词》中“山重重，水重重”的离愁别绪，都穿越了漫长的时间隧道，向我们展示着一位宋代遂宁奇才的丰沛人生。
如果今天王灼穿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他也许会轻抚银须，微微笑道：“不求功名显于世，但愿文章传千古。”果然，他没有让历史失望。
(胡传淮，四川蓬溪人，生于1964年，文学学士。曾任蓬溪县政协文史委主任，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三级调研员。研究方向为四川地方史、巴蜀文化和遂宁市历史名人。出版《张问陶年谱》《张鹏翮研究》《遂宁张文端公全集》（合编）、《遂宁史话》（合编）、《遂宁历史名人研究》《遂宁高僧诗》《遂宁古代著述考》等著作80余部；发表论文、诗词、文史随笔300余篇。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5项。十余次获得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