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
四川省射洪市伯玉乡伯玉村先后发现并出土两通石碑，其一是南宋《有宋僻庵先生墓志铭》碑（简称墓志铭碑）及清中后期“伯玉公祠”碑（简称祠碑）。陈子昂，字伯玉，初唐诗人、文学家、诗文革新家与政治家。一提唐伯玉，世人皆知是“一代文宗”陈子昂。非常巧合的是宋代士人唐绶的字亦为“伯玉”，那么该地至少存在两位“伯玉”的历史文化。通过文献解读与实地调查，旨在厘清墓志铭碑和祠碑与当地伯玉祠堂的关系，拨开祠堂祭祀对象的历史疑云。对祠碑及祠堂祭祀对象疑云的辨析，揭示地方文化在历史变迁中如何选择与重塑。
一、有宋僻庵先生墓志铭碑
2025年11月4日，笔者于梁光林老师处得见一方装裱考究的南宋墓志铭拓片。据梁老师所述，该碑于1960年夏出土于原伯玉乡五星村（今属射洪市伯玉村）书包顶山麓。碑体为当地米黄色砂岩，高135厘米，宽81厘米，厚15厘米，素面，字口原有朱砂填饰。碑额为隶书镌刻“有宋僻庵先生墓志铭”九字，正文楷书略带行意，共21行，满行30字，全文共计532字。1983年，此碑移交射洪县文物管理所，后经四川省文管会鉴定为三级文物。
(梁光林据拓片复制碑文)
从碑文落款可知，撰文、书丹与题额者均具显赫官阶，可见墓主地位。撰文者为通直郎致仕王俦（宋代退休从六品文官）。用朱砂将碑文写在碑上，为朝奉郎新任石泉军事任源（从七品文官被新任命为石泉军长官）。题额者为朝奉大夫新知遂宁府事赵謩（正五品新任遂宁府行政长官）。
碑主姓唐名绶，字伯玉，号僻庵，潼川府射洪县人。曾祖父唐垂宪布衣不仕。祖父唐周进士及第，官至儒林郎（正九品）。父唐兼，因受特殊封赏，官至迪功郎（从九品文散官）。母眉山苏氏、因夫显子贵被册封为太安人。唐绶自幼强学，潜心孟子，好左氏及韩愈，属文思想见解独到：“文章出于胸臆，胸臆不高古而求文章之高古，是很难的”。自编《心声集》，即为“文章出于胸臆”思想的实践体现。平时论及古人，常羡慕春秋晋国贤臣范文子、西汉名臣汲黯以及初唐诤臣魏征。时人皆知其贤、有学问，却难知其志。第一次参加尚书省的省试，竟然不中。于是门楣题“僻庵”避居、阔疏世俗。也因此，资州人（今四川资中）赵逵，殿试状元，官至中书舍人，来川为官，一见唐绶，便引为知己，结为金石之交。宣和六年殿试状元冯时行（号缙云），读其文章亦深感赞叹、惊异。本乡资州人郑良能，与其交往尤为深厚。唐绶论文，标准严苛，但待人接物却十分谦恭。有晚辈呈文请教，他总是面色平和，盥洗双手，才郑重展读。他兴办学堂、读书讲学，每年春秋皆举行祭孔奠礼。如遇学生挟书经过，他都询问其所读何书，并耐心释义，说：“这是我所能教给你的”。士大夫们与唐绶交往，常赠送其礼物。但他只取合乎道义之礼，余则一概婉拒。他年幼时，母亲患病，于是“割股疗亲”，母亲果得痊愈。对待兄弟，他也友爱恭敬。绍熙元年（1190年）唐绶去世，享年六十八岁。临终前，他还在吟诵韩愈《送穷文》“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他夫人卫氏是同县人，有贤德孝行，勤俭持家，喜欢周人所急，先他一日去世。唐绶育有四子：博古，求古，至庆，叔颖。唐至庆为普通庶人，唐叔颖被“荐送”（有功名的士子保送、深造）。两女唐博古、唐求古分别嫁给士人赵洞（字彦渊，乾道八年进士，官至太府寺丞）和陈深（曾上书议论科举的学官）。孙辈男女共有八人。庆元四年（1198）四月十八日，唐绶墓迁葬于县北守节乡（今射洪伯玉村，又称五星公社）赤龙山（今书包顶）山脚。唐叔颖向王俦详细述其父一生，并恳请据此写一篇铭文。当时调任潼川府太府少卿（正六品）的杨辅也来书信说：“唐伯玉文章品行应当记铭，尽量详细不要省略”。王俦于是次第铺陈、据事为文，又铭，铭说：“文既高，行则纯，虽不遇，亦有闻，松柏桐，此其坟，耕且获，告后人”。
从碑文内容不难看出，唐绶是射洪一位典型的南宋地方精英，出身于上升中的科举家族，自身博学能文、秉持儒家道德、热衷地方教化，长期主持乡学事务。虽未入仕，却凭借学术、品行和广泛的交游（包括与高级官员、状元的交往），赢得了崇高的地方声望与社会影响力。其族裔在其身后依然显赫，具备为其修建祠堂、长期祭祀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基础。
二、伯玉公祠碑
2023年5月11日《射洪你我他》公众号曾刊载《陈子昂出生地究竟在哪里？射洪伯玉村惊现伯玉公祠！》一文。该文声称在伯玉乡大字崖（书包顶）附近发现一通石碑，碑一米多高、中间“伯玉公祠”四“馆阁体”大字，字刻较深、字体为楷书略带行书笔意、刚劲有力。碑两侧残留文字为行草兼杂，因风化严重，字迹漫漶不清，辨识困难，隐约可见“字”“大”“崖”“鼻”几字。据该文描述，此碑原立于数百米开外的伯玉祠堂中，祠堂在上世纪拆毁时，碑埋于地，后辗转立于此处。
鉴于墓志铭碑与祠碑同出伯玉乡伯玉村，且陈子昂与唐绶皆字“伯玉”。这便构成一个待解之谜：两通石碑和伯玉祠堂有什么关联？祠堂究竟是祭祀陈子昂之所，还是士人唐绶？
据王传玉、黄筠《陈子昂故宅考辨》所述，陈氏后裔或有“诡祖名贤，图光世族”之意，故将伯玉乡伯玉村指认为陈子昂故宅地，其依据即为该地曾建有伯玉祠堂。然从墓志铭观之，唐绶后人在南宋颇具家财实力与社会关系，为其改葬并建祠祭祀亦在情理之中。那么这两种猜测与说法究竟谁才是正确的呢？于是，笔者决定和梁老师拓印伯玉公祠碑，彻底弄清楚碑侧文字含义，以此来拨开这个疑云。
2025年11月11日，笔者与梁光林、朱国平一起来到伯玉乡伯玉村。石碑就立于路旁地角一处。碑身及大字凹槽爬满了蜗牛，经风雨剥蚀，两侧字迹漫漶不清，部分内容缺失。将碑作简单清理，就开始拓印。
拓印完成，碑文得以部分显现。碑中间是“伯玉公祠”，无雕刻日期和落款，两侧文字看形式应该是一副对联。碑右边上联是：“字大悬崖，××斯文扫地”，依据余下的半边字迹推测所缺应是“春秋”二字。碑左边下联是：“鼻××嘴，××明德对天”。在拓碑过程中，围观村民逐渐增多，经与年长者相询，皆不知碑文原貌。此碑位于大字崖附近，梁老师认为，“字大悬崖”乃指当地地名。另据地方志所载，射洪地形有“山咀如鼻，俗称长鼻嘴”之描述，询问在场长者有无、后得到肯定，梁老师据此推断下联所缺前二字恐为“恶长”。拓片显示确有“恶”字残痕。下联所缺后二字中，一字残留部分可见“龙”之写法，另一字则隐约具草书“蛇”形。此时，朱国平老师通过上联“字大悬崖，春秋斯文扫地”用AI补全下联：“鼻恶长嘴，昼夜明德对天”。如将下联理解为，君子慎言，时刻秉持光明之德，俯仰无愧于天，似可说通。然碑原置于伯玉祠堂内，则碑上联“春秋”明显指代“春秋祭祀之礼”而非季节，故AI所补“昼夜”恐非下联原意。依据字形残迹，笔者与梁老师反复推敲，最终补出所缺后二字为“龙蛇”。碑文整体如下：
字大悬崖，春秋斯文扫地
伯玉公祠
鼻恶长嘴，龙蛇明德对天
此类形式的碑联为笔者首见。联语佶屈、联文晦涩难解。其内容与作者本意该如何理解？
前文所述，伯玉祠堂建于文冢山大字崖附近，距陈子昂故宅（武东山张家塆跑马地）不过五六里。文冢山得名于唐咸通（860-874）年间、刘蜕流寓射洪时,聚生平所作文章埋葬于此，因此山顶又名“书包顶”。山崖上刻“刘蜕文冢”四个大字，当地人称 “大字崖”，后曾讹传为“柵子崖”。刘蜕为何选择此山葬文？其意图现已无从得知。笔者推测原因有二，其一，刘蜕或如杜甫、李白一样为陈子昂的推崇者，葬书于此是向先贤致敬。其二，是否因文章未获赏识而葬之？既葬之却又公之于众？此举或为刘蜕效仿陈子昂长安碎琴，以葬书此山为自己做一次惊世骇俗的宣传广告。若如此，其目的或已达成。刘蜕文冢是射洪古十二景之一，历代文人多赋诗题咏。射洪（明）县志关于“文冢山”另有记载：刘蜕奉武后旨來诏陈子昂,因涪江泛涨，人马溺死，葬於此，故名。然而刘蜕生活在懿宗时期，较陈子昂晚一百七十余年。《三台县志》亦指出：“蜕奉旨来诏陈子昂，皆未深考”。志书有所载录，则民间流传更显附会。陈子昂作为初唐杰出的政治家与诗文革新家，被誉为“一代文宗”，四十二岁时冤死狱中，可谓英年早逝。如将“伯玉公祠”视为横额，则上联“字大悬崖，春秋斯文扫地” 撰联者意图不难理解：伯玉祠堂为祭祀先祖陈公之所，然此处荒诞传闻不少，刘蜕虽历史地位与文学贡献远不及陈子昂，然其文章与陈子昂的谏章策论同样，未获当权者的赏识重视。此类现象令祭祀之礼蒙羞。“字大悬崖”既点明祠堂位于大字崖附近、亦涵盖刘蜕文冢之典。“春秋”此处指代祭祀礼仪，以“斯文扫地”的深刻嘲讽来反衬，陈子昂作为一代文宗却冤死狱中和刘蜕弃文于土的无奈现实，联语既表达了撰联者对二人遭遇的深切不平亦暗含了心中愤懑的历史评判。下联“鼻恶长嘴，龙蛇明德对天”，既指出祠堂在长鼻嘴附近，亦从长鼻嘴地名引申出道德训诫：厌恶那些飞短流长、议论是非的行为。《易经》“龙蛇之蛰，以存身也”，龙蛇常喻君子的潜藏与显达，因此无论处境顺逆，皆应持守儒家光明德行，俯仰无愧于天。此既是对陈子昂直言敢谏、虽多难而奋励，家国情怀的一种历史回应，亦是对祭祀者与后世为人之规劝。全联仅二十字，分句节奏点上也仅三处平仄相对，却巧妙嵌入“大字崖”与“长鼻嘴”二地名，既点明了祠堂方位，又将历史传说、人物纪念、个人评判与道德教化融于一炉，惜墨如金却意蕴繁复，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思想性。清代金石学兴盛，碑刻中置“伯玉公祠”，两侧镌联之布局，常见于清代祠堂修缮碑刻。联中“长鼻嘴”地名亦仅见于地方志，“春秋斯文扫地”暗含对文运衰颓的感慨，与清中后期科举积弊、文教反思的社会思潮相合。因此，可大致推断碑联约撰于清中后期，其文风近似于清末拔贡文映江，然文映江存世诗稿未载此联，坊间亦无此传说，此联作者终成悬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射洪伯玉村大字崖下之祠碑和伯玉祠堂，其奉祀主体当为初唐文学家陈子昂。主要依据在于祠碑联语的情感表述、历史指向均与陈子昂的生平高度吻合，而与南宋唐绶尊崇风光的人生轨迹难以对应。然此并不能否认唐绶家族曾在该地活动的历史事实。墓志铭碑详实记载了南宋隐士唐绶的世族源流、生平、交游与改葬信息，其族裔为官或绅、根基深厚，具有在当地建祠的动机与实力。该区域同时承载了两位“伯玉”的历史痕迹：一处是南宋唐绶的家族墓地（可能有祠），另一处是清代乃至更早为纪念陈子昂而建的祠堂。后世或因“伯玉”字同名、地点相近、唐氏家族记载湮灭而将记忆焦点集中于陈子昂身上。但关于“伯玉”的记忆、为何最终是陈子昂覆盖了唐绶？因为陈子昂历史声名更为显赫、远超地方隐士，自唐以降、历代作为“乡贤”被官方与地方大力推崇，更具本土文化表征意义。墓志铭碑与祠碑极大地丰富了该地区的人文历史，祠碑与祠堂祭祀对象疑云的辨析，揭示出地方文化遗产层积中的复杂性。需结合实物、文本、地名传说进行细致分析，方能在“同名”现象中厘清不同的历史记忆。